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钱 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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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钱鏐,字具美,小字婆留,杭州临安人。少年时曾为私盐贩,后投军,成为当地军阀董昌部将。唐光启三年(887),董昌为越州观察使(今浙江绍兴),自杭州移镇浙东;唐以钱为杭州刺史,从此独据一方。景福二年(893),钱鏐升任镇海军节度使,驻杭州。乾宁三年(896)钱鏐灭董昌,得越州。唐以钱鏐为镇海、镇东两军节度使,治杭州。天复二年(902),唐封他为越王。后梁又封他为吴越王。
 
 
 
 
    但凡外地游客第一次见到西湖,大概都会被湖面的水光潋滟和植被的绿荫婆娑所吸引。自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杭州刺史任内疏浚西湖以来,又有多个想办事、能办事的王朝和地方政府或出台利好政策,或出钱出人,让这座形成于秦汉时期的城中湖始终充满生机。故从客观条件上说,杭州是为七大古都之一,1982年又入选国务院公布的首批24个“国家历史文化名城”,不能忽视西湖的存在。如今,西湖已然成为杭城乃至全浙江的旅游品牌和文化象征——不过话又说回来,杭州得以在古代东南都市圈中崛起,也不是完全仰仗西湖。
 
 
    区域竞争中,杭州等一些城市克难攻坚,竭力打造自身优势。正所谓“独钱塘,自五代始时,知尊中国。效臣顺及其亡也,顿首请命,不烦干戈。今其民幸富完安乐,又其俗习工巧。邑屋华丽,盖十余万家。环以湖山,左右映带”(《有美堂记》)。不错,是临安人钱鏐将吴越都城设于杭州,并定下以民生为中心的治杭基调,才改变了此后千年的杭州历史。
 
 
 
    扩城:杭州领导钱鏐的大手笔
 
    唐代实行道、州、县三级区划制,故“杭州”是为州名而非城名。据相关研究和考古发现,当时杭州州治(钱塘县)的城垣界址是:东临中河,西濒西湖,南达凤凰山,北到六公园,相当于今上城区范围。而一般认为,“杭州在唐,繁雄不及姑苏、会稽三郡”(《玉照新志·卷五》)。或因如此,在公元887年走马上任的杭州刺史钱鏐看来,此城发展未免太慢。
 
    在钱鏐心目中,老上司董昌肯定不是自己的偶像和追求。如果非要给钱鏐找个偶像,那可能是古代中国第一位平民皇帝:刘邦。当然,我们无法证明钱鏐是不是刘邦的粉丝。但看看钱鏐在全面主持杭州工作后的施政手法,还真有刘邦经营天下的影子。
 
 
 
 
    称帝后的刘邦依张良之议,在今西安城郊扩建长安:以秦兴乐宫为基础,建长乐宫为皇宫,又在秦章台基础上建未央宫,两者之间修武库,在长安东南建起太仓。凭借着西、北、南三面的天然屏障,刘邦及其子孙们坐镇长安向东实施有力控制,西汉国祚长达两百余年。
 
    对,扩建!刘邦这么想,钱鏐也这么想。他从两个方向着手:890年建夹城(两边筑高墙的通道),即在原基础上再建一道城墙,从包家山(今将台山东南)往西至秦望山(今大华山),再往北达西湖,对隋唐旧城西南部做一包围;三年后又筑罗城(外城),从今鼓楼出发,东北沿淳佑桥、菜市桥西至艮山门,再向西经武林门达昭庆寺,拓宽旧城东北部。
 
    钱鏐这么做的真正用意是什么?南部的夹城,是因为凤凰山一带风景秀丽,同时地势较高便于安保,也适合建王府,符合《周礼·考工记》中关于“左祖右社,面朝后市”(即向南为朝,向北为市)的规制;北部的罗城,系基于当时主城在西、南两面仍受水域限制,建城外之城有利增加人口,繁荣地方经济。
 
    亲民:公元9世纪末的钱鏐
 
    扩建后的杭城或许比不上长安,但在政局动荡的晚唐,它仍是令人瞩目的世纪工程。作为杭州旧城改造的总设计师,钱鏐按下了建设新家园的按钮——给城市穿衣戴帽的运动在9世纪末的杭州轰轰烈烈地展开了,从钱鏐的军队到普通城中百姓,全体都要行动起来,跟着这位临安籍的杭州一把手勇往直前。
 
    钱鏐重现当年挑盐之勇,“因自运一甓,役徒无不毕力”,民工因领导亲民而斗志昂扬;原想再修子城(王城),“后始念子城之谋,未足以为百姓计”(《十国春秋·卷七十八·吴越一》),改为“发民夫二十万及十三都军士筑罗城”(《资治通鉴·第五百十九卷·唐纪七十五》),表示:损己利人理所当然(《杭州罗城记》:苟得之于人而损己者,吾无愧欤)。
 
 
 
    此举或有作秀成分,但不乏出身农家的他对百姓的真挚之情。至于子城的兴建,则是罗城开工17年后(910年)的事。是时已进爵吴越王的钱鏐,就像今天的富一代,对自己还是力求节俭:在凤凰山旁的唐代州城旧址上,扩展原州治衙厅用作自己居住和属僚办公的地方,并置敌楼(古时城墙上用于御敌的高楼)十座、城门十扇。这点像刘邦扩建长安,因国家饱经战乱不可能大兴土木,只沿用部分秦代旧殿进行规划建设。
 
    也就这一年,钱鏐回到家乡临安。席间高唱《还乡歌》:“三节还乡兮挂锦衣,碧天朗朗兮爱日晖。功臣道上兮列旌旗,父老远来兮相追随。家山乡眷兮会时稀,今朝设宴兮觥兕飞。斗牛无孛兮民无欺,吴越一王兮驷马归。”《还乡歌》既有英雄豪气,亦含知足之心,其文学价值不在仅有三句的刘邦《大风歌》之下。
 
    钱鏐的强大让周边诸侯眼红。整治后的杭城南到六和塔,北迤武林门,西濒西湖,东至菜市河(今东河),中部窄、南北长。淮南杨行密派一和尚侦察杭州,结果得报:“此腰鼓城也,击之终不可得”(《吴越备史·卷一·武肃王上》)。“腰鼓”一词,表面指州城布局类似腰鼓,实际上说攻城恐有“掩耳盗鼓”之虞。
 
    西湖:钱鏐的新课题
 
    到这个时候,钱鏐已达到类似刘邦的成就。纵然刘邦是统一全国,但不可否认钱鏐是第一个把长期分治的钱塘江两岸合二为一的人;浩大的杭州扩城项目终于落下帷幕,城池规模比隋唐老城区扩大了数倍;境内外敌对势力对己不敢轻举妄动。假设钱鏐这个时候宣布退休,住到子城中什么也不干,在史书上他仍会是一个勤政爱民的万世师表。
 
    但从后来的活动看,这位“吴越国之父”显然不需要安排赋闲。后梁开平四年(910年,即子城动工当年),59岁的他年近花甲,却仍精力充沛。让这么一个闲不下来的老人退居二线,于情于理说不过去——钱鏐并不打算退休,他要继续新一轮工作,向(在笔者看来)可能是他偶像的刘邦看齐,超越同时代的那些帝王。
 
    都城建设这盘棋下完了,在“保境安民”国策指引下,千辛万苦挣来的1军、13州、86县的领土也大致稳定,还有什么课题会摆在钱鏐的办公桌上等着解决呢?治理西湖!
 
 
 
    早在781年至784年,杭州刺史李泌凿井六口,引入西湖水供城中百姓生产生活之用;40年后白居易到杭,西湖出现数十顷葑田(即湖面覆盖入侵式水生植物);或因“征赋尤重,疲人未康”(《全唐文·白居易·卢元辅杭州刺史制》)之故,政府忙于收税而怠于建设,到钱鏐接手杭州,西湖湖面缩小,严重影响居民用水和农田灌溉。
 
    公元912年,后梁皇帝赐钱鏐“尚父”衔,意指令人尊敬的父辈,这是一种级别很高的政治荣誉。有人就向声威日隆的钱王进言:“王若改旧为新,有国止及百年;如填西湖,以建府治,垂祚当十倍于此”(《西湖游览志余·卷一·帝王都会》)。然钱鏐却不为所动,理由是:“百姓藉湖水以生,无水即无民。尔无妄言,吾不为也!”(《钱氏家乘·卷五·年表》)
 
    钱鏐:西湖&杭州福星
 
    西湖不是王室私产,而是子民水源,可见钱鏐环境思想的超前。正像他自己所说的,不仅不填埋西湖,反而组建一支专门队伍(“撩湖兵”)疏浚西湖。由是西湖在吴越钱氏治下,始终保持活水涌动的上佳状态。在吴越国最后一任国君钱弘俶当政时,还“大阅艛舻于西湖”(《吴越备史·卷四·大元帅吴越国王》),说明西湖湖水的充盈和现在已无多大分别。
 
 
    在今杭州市区,有关南宋的文物遗存已不多见,而西湖边的钱王祠却屡经整修,用以“劝奖忠臣,慰达民心”(《苏东坡全集·第十三卷·表忠观碑》)。再看与钱鏐同期的朱温、李存勖、石敬瑭、杨行密、高季兴等大小诸侯,何人享有钱鏐这样的身后荣耀?扩建杭州,其实是钱鏐对“保境安民”政策的深层次理解——都城不保,何以安民?虽然古代中国没有一个朝代能做到千秋万代,但当下杭州仍保存很多钱氏三世五王的实物政绩:湖光山色的西湖,鳞次栉比的佛塔等。毕竟,民生才是立国之本。五代十国时期如此,今天亦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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