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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居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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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白居易(772-846),唐朝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。他的诗揭露和讽刺了统治阶级压迫和剥削人民的罪恶,反映了人民的痛苦遭遇,因而得到人民的喜爱。由于白居易不事权贵,并且对唐朝的腐败统冶不满,结果遭到上层统治集团的排挤,被贬到外地。

 

    822年,白居易被任命为杭州刺史。在杭州任职期间,他见杭州一带的农田经常受到旱灾威胁,官吏们却不肯利用西湖水灌田,就排除重重阻力和非议,发动民工加高湖堤,修筑堤坝水闸,增加了湖水容量,解决了钱塘(今杭州)、盐官(今海宁)之间数十万亩农田的灌溉问题。

 

 

 

 

    白居易少年时,曾随父避乱越中,广游江南,尤其钟情于苏杭。年过半百时得以出任杭州刺史,后又任苏州刺史,算是圆了平生心愿——“异日苛获苏杭一郡足矣”。不仅一郡,而且是两郡皆得,天堂(苏杭)圆满,可谓失意中的得意。

 

  白居易于长庆二年(822)十月赴任杭州刺史(即州最高长官),前后三年,实际时间仅20个月。在这不算长的时间里,白公却为杭州做了多件大事,对杭州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。

 

  1、力排众议,筑堤保湖,兴修水利,引湖水灌溉农田

 

  白居易所筑之堤并非今之白堤。今之白堤东起断桥,西至平湖秋月,早在白居易之前已有,当时名白沙堤,或沙堤。但不知此堤为谁所筑,何时所筑。即使在白居易那个时候,也已是迷案了:“谁开湖西西南路?草绿裙腰一道斜。”白诗自注云:孤山寺路(即白沙堤)在湖中,草绿时望如裙腰,旧志云不知所从始。白居易在诗中屡次提及白堤,如“最爱湖东行不足,绿杨荫里白沙堤”、“北郭沙堤尾,西湖石岸头”等。

 

  那么,白公所筑之堤在何处呢?说法不一。或曰在钱塘门北,由石函桥北至余杭门(即武林门)。或曰在钱塘门外即今日松木场到武林门外。《古西湖白公堤堤址新识》云:在钱塘门外,自东往西,经昭庆寺前,直至宝石山麓与白堤的东端相交接处。新《西湖志》曰:在今宝石山麓至湖畔居一线。我以为都不能作为确论。不过有一点是基本一致的,即白公堤的一端在钱塘门外,想必不会离钱塘门太远,也就是应在今天的六公园(或湖畔居)附近。后人虽知有白公堤,但由于它湮灭已久。而人们又怀念白公这位好“市长”,于是有意无意地把白堤附会成了白公堤。这是一个美丽的错误。

 

  白公堤的建筑,把西湖一分为二,堤内是上湖,堤外为下湖;上湖蓄水,并建水闸,需要时放水,“渐次以达下湖”。这样既可防洪水淹没湖下农田,又可以蓄水,酌情泄流,灌溉农田,同时开拓了水上交通运输之便,利莫大也。但当初白公筑堤时曾遭遇很大阻力。好在白公早已经过认真的调研,胸有成竹,一一据理据实反驳,终使治湖工程得以顺利进行。

 

 

 

  2、疏浚六井,便民饮水,安居乐业

 

  早在白居易之前数十年,李泌(722—789)出任杭州刺史时,就已开治六井,解决了杭州居民的饮水难题。杭州为江海故地,当时仍距海极近,地下水咸苦不能饮,居民惟有近山处凿井方得淡水,但远不够用。李泌利用一种有别于一般挖井手段的特殊方法开六井,以引西湖之水入城,供居民饮用。六井为:相国井、西井、方井(即眼井)、金牛井、白龟井和小方井(即六井)。相国井遗迹犹存,即在今井亭桥西天香楼侧。早时井上有亭,乃为纪念李泌而筑(李泌后为相国,故曰“相国井”)。而附近有一桥,便因井亭而命名为“井亭桥”了。如今井尚在,亭却没了,桥亦不见,只留下“井亭桥”之地名。

 

  李泌开井40余年以后,有的井已经淤塞,饮水又成了问题。白居易在筑堤捍湖的同时,重新疏浚六井,以改善居民饮水。虽然只是重新疏浚,但也功不可没,体现了他“出任为官,重在救民济世”的思想,并与其捍湖浚湖的工程相配套,大大有利于杭州市民之生活。

 

 

 

 

  3、设立浚湖基金,为后来官员立下规范

 

  白居易不仅自己任上亲力亲为,筑堤捍湖,疏井浚湖,而且在他回京离杭时,将自己俸禄的大部分留存官库,作为疏浚西湖的固定基金。用去多少,由继任者补足原数。嗣后沿袭成为一种制度,持续50年之久。这种规范对西湖的长治久安是很有益处的。即使这种制度后来作废了,但对后来为官者仍有一种无形的约束和警示作用。

 

  4、开创湖山新貌,确立“西湖”之名

 

  杭州发轫于秦代所置钱塘县。当时县治设在灵隐山麓,县民也多散居于山区。这可能是因为当时西湖尚未定形,湖海相连,湖东大片陆地更未形成。到东汉时,山区居民逐渐向平陆地区转移,县治也从灵隐山迁至宝石山之东面。开皇九年(589)隋灭陈,才建制杭州,是为“杭州”名称之开始。此时又把州治从宝石山迁至凤凰山东麓,并筑州城:东临盐桥河(今中河),西濒西湖,南达凤凰山,北至钱塘门。是为有据可考的杭州筑城之开始。

 

  隋朝仅有短短的37年,但对中国,尤其是杭州这个江南名城来说,却是意义非凡。它开创了杭州几个第一:杭州首次建州,并定名为杭州;又首次筑城;还有一件非常大事,便是开凿江南运河,与原有的北运河相接,从而完成了沟通五大水系、连接南北多座重要城市的京杭大运河。这对于后世杭州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隋朝时杭州居民还只有1.5万户,但到唐初太宗贞观年间已发展到了3万多户,而唐玄宗开元时已达8.6万户,宪宗时更达10万多户了。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在宪宗之后的穆宗之时,此时人口兴旺,城市繁华,但居民一直苦于湖水之害。尤其是天雨或潮水之泛滥之时,西湖也成了“汪洋大海”,不仅农田遭遇没顶之灾,城市和居民也难以幸免。正因为此,白公下定了筑堤捍湖的决心,并力排众议,付诸实行。

 

  白居易治湖,本意是为民生计,但客观上却达成了两方面的结果:①筑长堤防旱涝,大规模浚湖,使得西湖的面貌焕然一新,少了几许壮阔和放浪,多了几分婉约和妩媚,西湖变得更加风姿绰约了,造就了如今西湖之主要形貌和特点。②捍湖浚湖,重疏六井,既解决了水涝和农田灌溉问题,又改善了交通运输条件,并提高了饮用水的质量和数量,为本州市民长久居住湖畔创造了条件,使市民能够近湖而栖,安居乐业,从而奠定了西糊“三面云山一面城”之格局,杭州的城市布局也就大体固定下来。

 

  西湖原名武林水、钱塘湖、圣明湖、金牛湖等。所谓西湖,即是指它在城市之西,说明城市居民已集中在湖之东了,那至少也是在隋朝置州以后的事。李泌开治六井时,城市居民还主要分布在钱塘门以南,但已逐渐向武林门方向延伸发展。白居易筑堤之后,更利于这种趋势了。于是,从方向上来说,西湖也就越来越处于城市之西了,名之为“西湖”也就十分自然。

 

  西湖之名是否起于白公尚难确证,但在白诗中大量出现“西湖”之名那是确凿的,例如《西湖晚归回望孤山寺赠诸客》、《西湖留别》、“报与西湖风月知”(《杭州回舫》)等。目前“西湖”之名从文字所记能确考的最早也就是白居易的诗文了。即使不是白公第一个提出“西湖”之名,但由于白公的特殊身份和职位,以及白诗的量多传广、妇幼皆爱,因而说西湖之名始于白居易,也是完全可行的。而从那时开始,直到今天,西湖虽还有别名,但总是以“西湖”为核心称谓的。

 

 

 

 

  5、留下了大量赞美西湖山水的好诗,使西湖声名远扬

 

  白居易一生作诗3600多首,其中写西湖山水的诗就有200余首,为历代写西湖诗歌最多之人。诗中充满真情实感,表现出白居易对杭州、对西湖的真爱挚念,他把杭州当作了他的第二故乡。正因为此,他才能写出那么多有关西湖的诗,才能写出一系列精彩感人的好诗。

 

  白居易少年游杭时即已对杭州充满向往,出任杭州刺史时,更是表现出发自心底的喜爱和爱护,甚至可以说是有些偏爱了,以至于他和时任越州剌史的好友元稹之间发生了一场有趣的笔墨“官司”:“知君暗数江南郡,除却余杭(即杭州)尽不如。”“可怜风景浙东西,先数余杭次会稽。禹庙未胜天竺诗,钱湖不羡若耶溪。”当他任满离杭时,对杭州自然是依依难舍:“未能抛得杭州去,一半勾留是此湖。”直到他晚年退居洛阳时,犹深深怀念西湖,盼望有一天能重游西湖:“忆江南,最忆是杭州;山寺月中寻圭子,郡亭枕上看潮头。何日更重游?”(《忆江南》)

 

  白居易任杭州剌史20个月。他经常出入山川,走街穿陌,深入民间,考察杭州的山川形势,风俗民情,名胜古迹,写出了不少好诗:“绕郭荷花三十里,拂城松树一千株。”“灯火万家城四畔,星河一道水中央。”“湖上春来似画图,乱峰围绕水平铺。松铺山面千重翠,月点波心一颗珠。”“风翻白浪花千片,雁点青天字一行。”“山名天竺堆青黛,湖号钱塘泻绿油。”“乱花渐欲迷人眼,浅草才能没马蹄。”“灯火家家市,笙歌处处楼。”……

 

  由于白居易的诗歌数量很多,其中有很多好诗,既充满真情实感,又通俗易懂,遍播神州,他又当过杭州“市长”,做过朝廷官员和多处地方长官,且为官清廉,多有政迹,为人爽直,多有友朋,其影响力自不待言。他与同时代文人、友人又多诗歌唱和。于是,杭州和西湖的名声也就随之很快传散开去。白居易不仅开创了风景抒情诗的先河,而且为后世文人诵唱西湖、描绘杭州开了好头。而历朝文人墨客钟情于西湖,造就了西湖深厚而宝贵的文化积淀。此乃西湖一大特色,也是今日西湖闻名于世的一个重要因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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